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姜微、周琳
从医30年的董健，一直对一双膝盖和一副肩膀记忆深刻。
董健是医院骨科主任，也是一名普通的医生。
过去，医学水平还不够发达，在人们的印象里，癌症一旦转移，尤其是转移到脊柱等骨头上，就已无力回天，甚至只能坐等瘫痪发生。
有两位病人让董健心痛不已、记忆至今：一位40岁的病人癌症转移，他70岁的母亲从外地赶来，直接双膝跪倒在自己的办公室；另一位是前列腺癌转移脊柱的老人，他儿子用窄窄的肩膀背着瘫痪不能行走的父亲，佝偻着身体站在病房外。
每个重症病人背后，都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家庭。家人一手紧紧抓住病人，另一只手伸向医生；而对于医生而言，往往是一手牵着病人，一手闯进又一个医学“无人区”。
▲董健（右二）在社区进行科普工作。受访者供图
脊柱上的“拆弹尖兵”
全脊椎肿瘤整体（En－bloc）切除，是当今外科最有风险和挑战的手术。由于其特殊的解剖部位，一度被认为是肿瘤完整切除的“手术禁区”，曾是国际骨科界有待攻破的堡垒之一。
人体的胸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。肿瘤如果转移到脊柱上要动手术，前面是胸主动脉大血管，一旦碰破，病人就会因大出血而突发意外死在手术台上；后有脊髓神经，如果碰伤脊髓神经，病人将会下半身瘫痪。可是，如果仅仅刮除部分肿瘤，又容易残留，导致肿瘤很快复发甚至转移。
要完成手术就如同在一个满是地雷的地方，安全走到中间，拆除某个特定的地雷，还要再安然无恙地走回来。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毫厘的差错，才有可能成为脊柱上的“拆弹专家”。
由于操作复杂、风险高发，在国际上敢医院极少。日本医生第一次完成单椎节的脊柱肿瘤完整切除手术时，整整用了20个小时，输血毫升，相当于给病人全身换血两遍，病人承受着极大的手术风险。在中国，医院的几名脊柱外科医生可以开展这个手术。
最多的一次，董健为一名脊柱肿瘤复发的患者成功整块切除了四节脊椎。年，这位患者从北京转诊过来，经历两次手术后再次复发，面临第三次手术的他，医院的不少医生面露难色。
董健顶着压力走上了手术台，整个过程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凶险：手术时发现病人肿瘤过大，破坏四节脊椎，并与脊柱前胸主动脉粘连。当时，市场上最大的脊柱替代材料，只能换掉两节脊椎。在重建脊柱时，肺部呼气扩张还压住了脊髓，如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，手术后病人一定瘫痪，而国际文献也从未有过类似案例。
“患者又来自农村，多次手术后，经济已很拮据，没条件用更好的材料，我们反复尝试多种方法，连续奋战了17个小时，病人一度血压下降维持不住，好在最终还是成功完成了手术”。董健回忆说，这位病人健康生活至今。
通过不断钻研，董健团队改进手术技巧，研发手术器械，并获得了多项专利。如今团队已将单椎节的脊柱肿瘤整体切除手术时间缩短到4个小时，甚至不用输血，病人术后一般不需送重症监护室，切除两节、三节脊椎的几乎已成为常规手术。
在董健牵头下，医院开办脊柱肿瘤全切学习班已满10年，为这一高难度手术的普及做出了很大贡献。
▲董健（左二）与同事研讨。受访者供图
救治病人不仅在手术台上
手术台下，科普是董健做的最多的事。多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深刻地意识到，目前我们在生死观教育方面，还有不少缺失，要让百姓更了解医生、更了解疾病，才有可能改变这一现状。
为了让更多人掌握正确的保健知识、康复技巧，真正了解自己的身体，年董健带领团队编写了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科普手册，将疾病防治、手术前后的护理知识，用通俗易懂、图文并茂又科学严谨的形式呈现出来，赠送给患者。
这本小册子一年印刷两次，每次册，10多年来竟卖出了十多万册。年，他因此成为国内首位因科普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医生。
为了让腰椎保健动作更直观、更易学易懂，年，他又编成了一套腰椎保健操，录成视频在网上发布。仅单家网站，这个名为《坐久了，腰还好吗？骨科主任教你做腰椎保健操》的视频，一周点击率就超过了万次。而他后来创作的颈椎健身操，短时间内观看量超过万次。
董健意识到，全媒体传播能让百姓更有效地了解医学知识，为此他也积极钻研丰富科普的形式。近几年，董健与国内几十位志同道合的临床专家创立了“达医晓护”全媒体科普品牌。他不仅出任全媒体总编，还担任子栏目“椎”求健康的主编。截至目前，该品牌线上科普作品浏览量已超两亿。
“一个好的医生，应该是把他这个领域的病人，越看越少。”董健说。
病人命悬一线，手术惊心动魄，最后大获成功——这几乎是影视作品惯用的“套路”，好像每每面对死神，手无寸铁的医生总能百发百中，轻而易举地关上通向死亡的大门。在董健看来，不断科普，就是要打破这种“套路”和刻板印象，让医患一起努力，携手奔跑在通向健康的路上。
▲董健进行手术经验培训。受访者供图
让每一种疾病背后都站着医生
“我佩服那些在如此泥泞的现实里，心中也没有太多设防的医生。我能想到的一个画面，就是有这样一群医生，闷头赶路，因为只顾着前方，一路泥泞，却顾不上甩一甩腿上的泥点子。”纪录片《人间世》的编导之一秦博曾这样说。
十多年前，董健开始做肿瘤转移研究方向时，这还是一个无比艰难的“无人区”。那时候已经是科室“老医生”的董健，完全可以去选择其他更简单、更成熟的方向。
“当时也有人建议不做这个方向，同样是一台手术，简单的可能才半小时，却和我们做20个小时的手术费用相差无几。”董健说，但对他来说，不能因为这个病“讨巧”，那个方向能挣钱，就忽略对疑难杂症的攻坚。“从医者的角度来说，要‘救治’病人，不仅要治，还要救。从治疗的角度而言，不应该存在任何盲区。”
为什么骨转移总是转移到脊柱而非四肢上？能不能利用3D打印等新技术，设计出更多更大的脊柱切除后的替代材料？是不是可以利用肿瘤病人自己的血，减少手术中的用血量，让更多患者不会因缺血而无法手术……在董健的从医生涯中，他总是去琢磨这些尚未有人深入思考过的问题。
“有一次在手术前，一位病人面临着两难的困境：停药，会感染复发；不停药，副作用又严重侵害他的肾脏。”董健回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医生要做出抉择真的很困难，但这位病人却和他说了三个字，“我信你”。
病人的信任，成为推动医者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最大的动力。“任何一种病背后，都应该站着医生去治疗。”董健这样说。
